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,该如何处之乎?”

  “只需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、再待几年,你且看他。”

  传说中寒山拾得两位高僧的对话玄妙至极,不过这两位古代高僧的智慧似乎也难破解释永信难题。因桃色事件再次被舆论讨伐的释永信,连续七天捍卫欲知·焦点人物榜单的榜首,舆论高压之下,这位少林寺高僧终于决定“要做个了断”。

  释永信让公众意识到,“当传统遇上现代,当信仰面对现实,宗教界人士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诱惑,需要做出前人从未做过的选择”。寺庙商业化、高僧明星化、佛门的监督管理等都成了老和尚的新问题,一派喧嚣中,老和尚们该如何面对?

  不会念“生意经”的大和尚不是好CEO?

  之所以释永信近年来饱受非议,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其对少林寺的商业化经营。实际上,名刹古寺的商业化经营在今天并不罕见,凯迪数据研究中心进行了不完全梳理:

(数据来源:腾讯网、网易旅游等)

  近15年来,在商业化的道路上,少林寺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名刹之一。不仅进军文化产业,还对食品药品、电商甚至房地产等有所涉足。

  这些“深山古寺”为何要“走向人间”?网易财经总结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“中国已非山林佛教时代,且寺院土地房产均非宗教社团所有,僧人无法靠田产、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,须寻找新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。”并且在释永信看来,利用各种形式弘扬佛教文化,既可以解决生存的问题,又能够扩大佛教的影响。

  尽管诸如盘龙寺以闭门谢客拒绝商业化,但也有不少名寺的高僧像释永信一样,主动拥抱市场,把自己打造为“明星高僧”、“佛门CEO”:

(数据来源:百度百科、新浪微博等)

  可以看出,这些深谙舆论传播之道的高僧们,俨然已经成为公众人物。他们会见名流,使用社交网络,走上电视节目,在公开演讲中强化自己的经典语录。释永信近年来饱受的金钱与性的非议,更让公众感到,或许和尚和明星、商人之间,连一个“女人”的差别都没了。

  佛门亦需制度性监管

  尽管释永信们对寺院商业化经营抱着阳光心态,但公众仍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,除了落差感和好奇心,舆论对“CEO和尚”的担忧主要源自佛门的“净地”属性,《北京晨报》认为“寺院承载着部分人的信仰,对其商业化有悖佛教宗旨”。《中国青年报》也赞同宗教事务场所“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尤其不能受到政府权力和商业化的侵犯”,此外,寺院本就是历史遗产,圈地收钱的做法也令游客难以接受。

  对那些由“出世”走向“人世”的明星僧侣,不少媒体也持警惕态度。《明报》认为“和尚‘入世’本身并不等同于追逐名利,但进入‘人世’太深就是同流合污,也使得佛门净土不再清净”。

  公众的悲观和非议是老和尚面临的第一个新问题,“是非以不辩为解脱”还行得通吗?事实上,不信任、不理解的背后正是不了解。《国际金融报》例举,其实早在2012年证监会等十部委就联合公布《意见》,禁止“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市”,佛教名山上市瞬间暂停。但舆论至今仍指摘寺院跟风上市,这就源于公众“对于我国佛教现状和佛教基本常识的不了解”,“深山老庙”的信息公开工作亟待加强。2013年,国家宗教局开始分批公布全国佛道教寺观、教职人员信息,例如山东省围绕此进行了佛道教寺观公告、网上查询和场所挂牌等工作。但全网搜索可发现,佛道教寺观信息公开的相关报道并不多,信息公开进程还应加快。面对这次释永信的风波,公众更是期待“给个泾渭分明的说法”。

  其次,在当下社会环境中,佛门亦需要有制度性的监管。此次释永信事件,就让舆论产生不少疑虑,少林寺该由谁来管?是不是由佛教协会来管?监督制度如何?如果释正义举报内容是真实的,释永信该谁来查?如果释正义的举报内容不实,又该由谁还释永信一个清白?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复杂。首先,释永信并非官员或党员,不属于纪委管辖范围,其次,在组织权责方面,鉴于释永信“既是球员又是裁判员”的特殊身份,对他的调查容易陷入“一把手”的监督困境,以及自己调查自己的嫌疑。因此,搜狐网提醒,释永信事件“或引发中国式佛教整风运动”,对宗教场所的制度性监管不可或缺。

  当然,面对新问题,更深层次的反省还应来自老和尚自身。凤凰网评论总结释永信风波带来的警示:“布道者更需自律”,认为最理想化的宗教从业者是“外能独立于政治和商业等力量,内能在欲望和困惑等面前保持一种纯净和高贵”,尽管这很难,但在出家人的戒律遵守、公民品德的坚守方面,宗教从业者要有更强的自律,承担更大的榜样责任。

释永信被举报:老和尚遇上新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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